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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是提升综合国力和实现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型资本杠杆。政府不仅是经济的管理者，同时还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我国目前阶段的创业资本基本是在国有资本的推动下成立的，国家各职能部门应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运用国有资本介入创业资本领域，运用国有资本对创业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的信用风险进行补偿，最终调动创业资本家的积极性。
1、国有资本具有加速创业资本形成的支持功能。国有资本对资本要素的聚集有着重要的支持功能，不仅提供货币资本，而且还提供信用资本，加速人力资本的聚集，并且为创业资本的形成创造制度条件。在当前的国情下，货币资本的拥有者缺乏履约的信用保证，人力资本的提供者也缺乏履约的信用基础，这种结合有客观的困难。国有资本在创业资本的形成中，可以为各方提供信用资本支持，在心理上有国家为依托，在制度上有诚信作保证。
2、国有资本具有执行国家意志的政策禀赋。国家意志可以通过政策实现，也可以通过直接的投资手段即国有资本投资和运作来执行国家政策目标。社会主义不能仅仅限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设施，还应根据国家长远发展角度主导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扶持幼稚产业的成长。国此，在国家保持控制力的领域，是国有资本的战略性投资重点，属于产业投资范畴，创业资本不介入；在国家发挥“影响力”与“带动力”的领域，是创业资本的投资重点，国有资本要干非国有企业不能干、不愿干和无力干的事情。国有资本在战略产业与幼稚产业必须有所作为，大胆而坚决地进入，要做到：不能缺位，该为则大为，必须义不容辞，尽到全力；国有资本要大胆以创业资本方式快速进入战略产业。
3、国有资本具有进入退出良性循环的内在需要。在一定时期国有资本要起到扶持国家所确定的战略产业和幼稚产业的作用，在战略产业成长阶段，要大胆进入，在产业进入成熟阶段则要适时退出。这种有限度的参与与存在主要应采用创业资本的方式。因此，国有资本应起到支持创业资本形成，主导与放大创业资本的作用，才能以小搏大，循环往复，形成产业持续的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
综上所述，国有资本在创业资本形成中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引导作用。在带动社会资本积聚、集中、转化和形成创业资本上可以发挥示范作用。二是信用支持作用。创业资本形成中信用资本不足可以通过国有资本的公信力来弥补。三是放大作用。创业投资基金在积聚、集中、转化社会资本过程中不仅没有挤出民间资本，而且通过多轮放大，对民间资本向创业资本转化起到加速、放大的作用。
国有资本在创业资本市场中发挥作用，还存在着功能、作用与机制方面的障碍，必须解决以下一些问题：
1、解决技术和管理者参与要素分配问题。解决国有资本对管理者的激励严重不足，重在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国有企业非经济的指向、经营上的多重目标以及考核任用上的非业绩评价体系，使国有资本无法将利润作为唯一目标，从而发生短期经营行为、无效率行为甚至非经济行为，从而会降低国有资本的效率。创业资本机制的优势恰恰在于通过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委托管理和契约化激励约束机制两大制度安排建立了约束与激励都比较到位的人力资本机制。与传统的委托相比，不仅可以更好实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而且可以通过固化管理成本，加大失信成本等制度安排有效解决国有资本管理的痼疾。
2、解决所有制结构受制于行政干预的问题。国有企业比较容易受到各级政府的引导，也容易受到各级政府干预。控股的国有企业如果置于所在地政府的领导之下，多个婆婆仍然具有掣肘经营的能力，从而潜在制约创业资本机构的运行。国有资本虽引入了创业资本的组织形式，但监督成本会很高；虽引入人力资本机制，但难以起到有效激励与约束作用。国有企业体制转制后，即使职业化经营，也仍然摆脱不了政府的直接干预，这是国有资本天然的缺陷。要解决这一缺陷，必须在资本上建立双重隔断机制。
3、解决人才错位的问题。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为主体的企业，任何单纯人事任免体制的改革都无法获得根本性的突破。国有资本以控股基金的形式投入，虽可将政府管理与企业管理、资本运作与产业运作进行专业化分工，但无法完全隔断公务员队伍向创业投资家队伍转化的渠道。而以创业资本引导基金的方式，自然排除了政府干预创业资本子基金运作的问题，直接隔断了官员向创业投资家转化的渠道，并为加速创业资本基金管理人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4、解决委托关系中的信用资本问题。真正满足商业化运作要求又能起到放大效应的选择就是创业资本引导基金。这一方式不仅可以广开内资与外资的渠道，通过参股若干个社会资本为主的创业资本子基金，形成创业资本金融平台，以金融支持创业企业和产业成长，而且也是各级政府产业调控体制转型，以资本形成产业金融调控能力，推动创业资本的形成与创业企业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国有资本多元持股所建立的创业资本引导基金就是“基金的基金”。引导基金不断地以基金投资人的角色发起多个新的专业性创业资本基金，包括控股的、相对控股的、不控股的专业创业资本子基金，由这些子基金对创业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间接地介入到政府所需支持的产业和项目。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可运用各自拥有的国有资本分别成立创业资本引导基金。
创业资本引导基金通常就是政府主导的支持创业资本基金建立的母基金，其主要功能就是发起成立创业资本商业化运作的子基金。由创业资本引导基金作为发起人投资或参股投资人，建立若干商业化的创业资本子基金，由创业资本子基金对创业企业进行商业化投资运作，以间接投资方式发挥作用。
国有资本参与创业资本子基金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货币方式存在的资本，可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发起与组建国有全资的、控股的或参股的创业资本子基金。另一种是以资产的方式，将同类的资产合并成立一个专业创业资本子基金进行管理与运作，在一个特定的期间内整理、整合、增值和变现。由于省去了货币资本投入阶段，对于这种特殊形式的创业资本子基金，可以采取将货币资本的实物形态―――资产一次性到位的方式进行组建与运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包容产业重组基金和资本重组基金。
创业资本引导基金的货币资本供给来源有三：一是政府科技资金，来自于财政，分散于政府各个部门；二是国有资本及国有资产变现的资金，来自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受制于政府；三是社会资金，来自于不同所有制的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未来可以预算的只有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权益的变现和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强积基金。由于人寿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具有半国有资本性质，应当逐步按比例引入创业资本引导基金，成为组合投资的一个领域。以上三大来源可以交叉持股，使创业资本引导基金股权多元化。
创业资本引导基金可以分行业、分地区，也可以采用伞型基金的方式。国家可以考虑成立电子通讯产业引导基金、生物医药产业引导基金和纳米材料产业引导基金，各地方政府可根据区域产业规划组建专业的产业引导基金。
国有资本投资进入到创业资本引导基金，总体上不适宜以独家全资方式建立，应该由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公司等多个国有资本出资人出资，建立国有资本投资人多元化持股、利益相互制约的创业资本引导基金。多元化持股，就容易建立相互制约的董事会决策制度，创业资本引导基金投资就可以按照程序和制度进行投资，公开、公平、公正投资参股，支持民营化创业资本基金的建立和商业化运作。
国有资本引导基金参与创业资本子基金的方式可以不断进行调整，如果国有资本介入创业资本子基金不再以国有独资方式，而是以参股和启动方式介入，就会在决策机制、管理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上与国际通行的创业资本机制接轨，就会为其他民间资本进入创业资本领域创造体制条件。
创业资本引导基金只对创业资本基金进行投资，由创业资本子基金进行商业化营运，因而引导基金的投资比较简单。任何符合引导基金投资目录的基金发起时，都可以申请引导基金进行投资。申请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基金的产业投向和区域策略符合该创业资本引导基金的鼓励支持范围；第二，基金的管理人有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业绩，有能力胜任基金的管理；第三，基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阶段愿意接受创业资本引导基金的指导和监督；第四，基金 投资者有明确的法律文件表明对基金的投资承诺，创业资本引导基金配套投资15％―25％不等。
政府如果需要加强对某特定产业的培育、支持作用，就可以通过创业资本引导基金发起若干个专业性的创业资本基金；创业资本引导基金按照政府政策目标计划确定的对产业的支持力度与长度，确定该创业资本引导基金的存续期（5―10年）以及受资的创业资本基金的存续时间。待该产业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再通过按合同结束所支持的创业资本基金运作的方式适时退出。
创业资本引导基金能否起到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创业资本基金的创业资本，主要取决于创业资本引导基金的管理机制。因此，采取基金的基金方式有利于管理团队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促进创业投资家队伍的形成和建设。
由于国有资本对引导基金的投入是有政策预置条件的，因此，国有创业资本引导基金的政策效用，主要在投资合同中载明，并在具体执行中由基金理事会对国家政策把关，董事会中政府的代表可具有一票否决权，通过投票控制引导基金的政策方向，时刻把握引导基金投向；创业资本引导基金的投资决策由创业投资专业人员、出资人和政府官员共同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投资决议的执行委托给引导基金的托管人具体执行；具体投资管理通过匹配投资方式再委托与再转移到创业资本子基金，与其它投资人共同监督基金的营运。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引导基金有利益取向上的不一致，会突出地反应到引导基金与子基金的入股协议上，具体地会体现在子基金与管理团队的委托管理合同上。对于子基金的投资政策，管理合同必须有明确的条款载明。引导基金对管理团队的经营不能进行干预，但是合同必须载明“例外原则”，那就是对违反合同规定的投资方向的，引导基金有一票否决权。
创业资本引导基金引入第三重委托关系，将人力资本与信用资本组合的管理重任交给了分行业设立的专业创业资本子基金，既隔断了带有行政色彩的控股干预，又引入了人力资本机制，可以有效弥补国有资本人力资本成份缺乏的先天缺陷。
创业资本子基金资金更多地来源于非国有资本，作为商业化运作的基金，应当按专业化原则委托具有专业经验、具有优秀业绩、拥有较好信用的专业团队进行管理，依照创业资本行业的惯例和商业化准则签订委托―――授托管理合同。在合同期内，专业团队按合同，遵循一般创业资本基金的规范进行运作，对目标产业进行投资与运作，并且采取联合投资方式进行投资放大，分散投资风险。
（一）投资方式的风险。房地产投资涉及购买，拥有，管理，出租和出售房地产以获，并且房地产投资的热度历来优于华尔街的股票市场。相对其他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形式，房地产业的投资是富有流动性同时也是资本密集型的，尽管资本可以通过抵押贷款杠杆来获得，但是房地产业确是高度的现金流依赖。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投资管理，房地产投资就会成为一个高风险的投资项目。房地产投资失败的首要原因是投资者进入一段不可持续的负现金流时间，这往往迫使他们转售物业从而处于亏损或进入破产状态。
（二）投资地点与开发时机存在的风险。有一句著名的房地产魔咒说的是选择投资房地产的标准就是地点，地点和地点。因此房地产投资商在选在投资选点的时候就要大下功夫了，既要考虑当前的成本又要考虑未来的收益，既要考虑内部实力的大小又要考虑外部因素的作用。要及时的了解政府的倾向房地产投资政策，根据政府的政策选择投资地址。因为政府的导向将会成为房地产投资未来收益的正确引领导向。所以根据外部提供的信息获得正确的开发时机来获取有利的经济收益。
（一）主观原因分析。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许多房地产管理者对投资风险管理的概念不清晰、不太了解,有些房地产商在投资过程中，单凭主观意愿或粗浅的管理知识去指导投资，导致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面对日益变化的经济形势，缺乏应对能力，结果导致资金无法回笼，有的甚至发生亏损，入不敷出，影响企业的生产的顺利进行。对盲目的追求更高的经济回报的投资房地产来说，这种作为更加剧了投资风险。有的房地产会抓住机会,为了迅速将自己的房地产发展壮大起来,而忽略了投资风险，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客观原因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领先地位的房地产业必然受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当国家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房地产资金充裕，有利于提高房地产的经营效率。相反，则资金缺乏，社会购买力下降，市场萎缩，经营效率下降，房地产经营风险、投资风险相对增大。房地产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必然要受到市场的相对应的各种控制。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变化，要求房地产的质量具有很大的竞争能力；税率的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的盈利水平；利率和汇率的变化也会影响房地产的股价波动。所有这些都间接或直接给房地产经营上带来风险。
（一）投资决策阶段风险防范。在我国房地产投资项目中，在投资过程中，决策阶段的风险最大，一旦决策不周，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为了避免决策阶段的失误，提高投资决策的正确率，房地产商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广揽优秀人才，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切实可行地进行项目可行性评估，并对市场的走向做好预测和调研；二是要健全组织，建立信息动态管理系统，尽可能和其他企业合作或参加保险，以降低投资风险。只有这样，房地产商才能把投资风险最小化。不管市场如何变化，都能随时扑捉到市场的脉搏，采取正确的对策，降低投资风险。
（二）做好房地产投资方式的创新。在市场的众多公司中，有些房地产公司能够保持长期发展并且声名卓著，而有些房地产公司却因为默默无闻很快被市场淘汰。在新形势下，一个房地产投资企业想要在市场大潮中取得一席之地就要将企业发展的重点放在企业创新上，这指的是：创意涉及拿出一个新的地产规划，包含不同观点的能力并涉及打破并重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固有见解，以新知识获得新的见解及其内涵。创造力意味着超越，在以前的商业世界里它甚至不被认为是重要性的东西，或者在企业家从没以为自己建立自己的成功的本质是创新。同理：房地产企业也应该用创新的手段和长远的目光来分析一片土地的未来升值价值以及如何在现阶段通过创新来减少投资并获取更大的成本
（三）合理选择投资地点。在购买房产时,人们通常理解的房产所在位置的重要性。从家里旁边的公路,周围的景点,和高质量的学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帮助增加房子的价值。因此房地产投资商在考虑投资地点时应将该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生活设施，娱乐以及商业发展程度，教育氛围和社会治安等众多因素。
（四）投资建设阶段风险防范。风险管理可能是房地产企业投资中最困难的方面。一个项目经理必须能够识别和控制风险的根源,并跟踪这些知道项目的后果。建筑公司需要在其项目管理当中包括风险这个组成部分。房地产投资商可以培训内部员工，使他们了解各种类型的风险以及如何防范，同时聘请专业的监理公司进行项目开展条件的评估。对整个项目进行全面而科学化的进展来避免不必要的损。
自1990年我市第一家外资企业中化兴中石油转运（舟山）有限公司成立以来，截止2005年6月底，全市在册外商投资企业136户。2001年开始，受中国加入wto的惠顾及世界经济对外资的积极影响，加之我市活跃的经济发展对外资的需求大大增强，使我市引资规模出现强劲的增长态势。从外商投资企业五个年度统计上来看，我市的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基本不变，但投资额五年增长幅度较大。至2005年上半年，累计投资总额70282万美元，注册资本37039万美元，其中外方协议认缴额22608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006万美元。仅占全市各类企业2%的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占全市的总资本金的10%。
通过对全省的外商投资企业比较（2005年一季度），我市与利用外资先进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我市外商投资企业的累计投资总额仅占全省的0.8%；累计户数只占全省的0.7%；户均投资总额超过全省平均数7个百分点。
今年6月底，我市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分布为市属企业30户，投资总额31162万美元，注册资本13809万美元；定海区43户，投资总额6108万美元，注册资本3761万美元；普陀区33户，投资总额18059万美元，注册资本11004万美元；岱山县24户，投资总额10657万美元，注册资本5314万美元；嵊泗县6户，投资总额4296万美元，注册资本3151万美元。
目前我市外商投资方式已逐渐转为外商独资为主，投资来源地逐步趋于多元化。由原来合资投资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外商独资为主，独资比例持续上升。这是由于初期外商在不了解国内市场的情况下，更愿以合资的形式来减少投资风险，而随着中国开放度的提高和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日益加深，外商投资的不确定性相应降低了，此时外商更倾向于采取独资的形式进入中国投资领域，以便实行统一管理提高运营效率，获得充分的投资回报。外商投资来源地仍以香港地区为主体，并逐步趋向多元化。目前来舟山投资的国别（地区）已达23个，日本的投资企业已处于第二位。
2004年上半年，我市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17户，累计投资总额40978万美元，其中投资于农、林、牧、渔业1户，投资总额2786万美元；采掘业1户，投资总额1020万美元；制造业7户，投资总额13597万美元；建筑业4户，投资总额9996万美元；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4户，投资总额13579万美元。
2005年上半年，我市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22户，累计投资总额54839万美元，其中投资于农、林、牧、渔业1户，投资总额2786万美元；制造业7户，投资总额17450万美元；建筑业4户，投资总额9996万美元；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6户，投资总额17609万美元；房地产1户，投资总额2500万美元；旅游景区开发业2户，投资总额4498万美元。
目前，我市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仍不尽合理。2005年上半年，我市的外商投资企业从投资总额分布来看，制造业26113万美元，位居首位；仓储业17927万美元，位于其次；第三是建筑业，10052万美元。在外商能够投资领域中（除外商投资企业产业导向目录中限制、禁止外），外商对我市农林牧业、信息服务业、娱乐业投资偏少，资金不到三位数。在制造业中，水产品加工也只局限于一般加工，对于精深加工未能拓展。第二产业利用外资质量不够高；第三产业利用外资领域不够宽；一般性的外资项目太多，而对我市产业结构升级、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有带动地方经济加速发展意义的外资项目太少，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我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
此外，由于区位条件的不同，我市引资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岛屿间差距明显。定海、普陀、岱山等县（区）利用外资已形成一定规模，2005年上半年，投资总额分别占到全市的50%、25%、17%。但嵊泗县利用外资规模普遍较小。
引资质量和外资企业效益是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外资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从纵向看，我市利用外资的规模在持续扩大，质量在日益提高，作用在不断增强。但是从横向看，与国内同类城市相比，我市利用外资的总量不大，规模偏小，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截止2005年上半年，除了22家投资总额超1000万美元外，其余的户均投资总额仅135万美元，规模相对较小，不能形成规模效应。这对于舟山地处海岛，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会大幅度提高生成成本，造成产品竞争力不强。户数众多的制造业中，投资总额在100万美元以下就有50余户。部分企业的管理水平也相对较低，以劳动密集型的作坊式的生产为主。
从总体来看，我市外商投资企业效益在不断提高，但效益提高幅度并不大，有些由于企业投资决策等原因还出现效益下降的情况。至2004年底，在参检并投产开业企业61户中，全年销售（营业）收入56228.42万美元，纳税额2017.17万美元；盈利企业35户，税后利润2130.71万美元；亏损企业40户，亏损额388.66万美元；盈利和亏损额度均比去年有所提高。
从发展空间上看，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深水大港依赖性更加突出。舟山位居长三角地区开放前沿，拥有“港、景、渔”等海洋资源优势。《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的颁布，更为号称千岛的舟山提供了有利的开发条件。外商投资船舶工业的投资额以常石集团、万邦永跃、中远为主，比以往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带动了边缘经济；水产以舟山兴业有限公司为主，仓储以中化兴中石油转运有限公司为主，但对于这些优势的利用还不是很明显，还未充分利用海洋资源优势，对于无居民海岛开发项目的引进就更少，未能有效形成产业链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快速发展，如第三产业，在上图中，投资额只占了一小部分。
在当前舟山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体中的一员，在上海和宁波两大都市的双重辐射下，借助其优势也实现了较大的发展。但如果将舟山放到长三角城市群中进行集中比较，就可以明显地发现，舟山作为一个地级海岛城市，经济总量过小、城市规模偏小、产业结构不佳、交通条件不便，仍是制约其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真正崛起与真正融合的重要因素。在长三角所有城市都进入全国百强的情况下，舟山城市竞争力位居长三角倒数第三，综合实力位居倒数第一，情况不容乐观。因此如何在调控和要素制约全面趋紧的情况下，利用外资正处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口，要在对外开放竞争中取得新的优势，必须在调整结构中积极寻求增长方式的突破，地方政府应采取适当的引导措施，扬长避短，促进我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完成互补的产业链、产业集群和城市形态的集成。
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苏浙为两翼”的格局，当前迫切的任务是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提升整体竞争力，而首要的问题在于优化区域交通网络，整合交通资源。舟山有着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和航道资源优势，应该利用上海开发嵊泗大小洋山深水港以及宁波、舟山港口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契机，着力发展港口产业。
建设大港口、布局大产业，是海湾型地区抢占发展先机产业投资、实现经济快速起飞的巨大动力。环杭州湾所在的浙北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深水岸线密集区，启动浙北港口资源优化整合，既是环杭州湾产业带规划的紧迫要求，更给舟山创造了产业重构的重大契机。我市应以服从全省大局为前提，以融入环杭州湾产业带发展为导向，避免产业同构，寻求自身特色，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以港兴市’战略，加快产业整合，重组发展优势，以港口为龙头，构筑深水大港口、临港大产业的发展框架，在临港滨海区域形成产业集聚格局，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目前，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加强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建设港口等基础设施，加快大陆连岛工程建设。依托舟山开发深水岸线、建设深水港口形成的大宗货物水水中转优版权所有势，在深水泊位区周边陆域布局建设粮油、木材、煤炭、石油、矿物质等大宗货物加工企业集群，把舟山建设成为我国沿海重要的物流基地和能源中转、储运基地。
舟山市在港口开发的过程中，站在全局的高度，全心全意做好各项配合服务工作，抓住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机遇，在引进外商投资企业时，着力在各岛间打造船舶修造基地，并做到以外引外、以外引民等投资方式，带动第三产业及配套行业的发展，如我国船舶工业最大的外商独资项目——投资10亿元的日本常石集团修造船基地落户舟山后，逐步引进日资配套辅助的8个项目，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船舶配件、舾装企业以及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
舟山拥有众多佛教文化景观，尤以普陀山为闻名天下，依托佛教圣地，投资与其相关联的产业，将会得到更多的经济效益。如在景观的周边建立酒楼、娱乐等项目来刺激旅游。
利用无人居住的海岛资源，以及以文化景观为中心，建设开发以旅游为主师题的休闲中心，开展游船观光、海钓等休闲渔业、娱乐场所等活动，也应作为舟山引进外资的重点。
在渔业经济承受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压力情况下，舟山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应利用舟山水产品加工业的现有优势，整合资源，做大规模，注重特色，提升层次，拓展市场，打响品牌，建设国际级的水产品加工贸易基地。拓展和延伸水产品精深加工的内涵，利用水产品原料和加工技术基础，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洋生化加工业，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充实施科技兴海工程，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端海洋生物制品，逐步把舟山建成我国新兴的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洋生化产品开发生产基地。
近几年来，在长江三角洲，高科技产业纷纷向昆山、苏州、无锡等地“群聚”，形成了完整的it制造业群落。我市可以利用海岛污染源较少，环境容量大，大气污染稀释自净能力强的优势，引进电子等高科技项目，以此带动科技人才的引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征的新兴产业，是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制高点，国家把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制定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明确提出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十三五”时期，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难得的重要历史机遇。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将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的深入实施，是推进云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转型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必须抓住机遇，科学判断未来市场需求变化，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云南省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体系，对推动云南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09年10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通知》（2743号），云南省启动了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申报工作。根据云南省优势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情况，重点针对生物产业、新材料等领域选择开展基金设立方案编制、社会资金筹集方案、专业管理机构选择等工作。云南省政府高度重视，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地方出资参股基金，推动了云南省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的发展。
从2012年1月到2015年底，云南省已设立并正式运行云南盈谷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募集3.33亿元；云南盈川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募集2.88亿元；云南融源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募集2.5亿元；云南浩然大观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募集3.15亿元；云南华信润城生物医疗产业基金，募集2.5亿元；云南合沐百奥生物技术产业基金，募集2.5亿元。
截止2015年底，云南省共向国家申报7只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申报募集额合计达到19.09亿元；其中6只通过国家批复并正式设立。故截止2015年底，云南省新兴产业创投基金实际承诺募集总额16.86亿，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亿元，云南省政府资金3亿元，社会资金10.86亿元，云南省新兴产业创投基金实际出资额达7.07亿元①。从目前已经设立和投资总体情况看，云南省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工作开局良好，运行平稳，已取得显著成绩。
①创新型企业发展不足，缺乏投资标的。整体来看，云南省符合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的优秀企业较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真正完成投资的项目数及投资金额均低于预期，能够最终形成合作、实现投资的企业更少。一方面，云南新兴产业规模还比较小，中小企业培育储备不足。另一方面，云南中小企业现代金融意识不强，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的企业家不多。
②引导基金募集滞后，后续吸引力不足。一是部分社会出资人对于创业投资的认识不足，导致基金募集出现滞后。二是引导基金的政策性目标与社会资本商业性目标相冲突。三是引导基金的退出机制不够完善。
③管理机制不健全，考核评价体系有待完善。首先，政府有关部门、省级财政资金受托管理机构等各方的职能权责不清晰。没有建立关于对创业投资基金投资退出、创业投资长远滚动发展综合评价分析等工作机制。在基金运营管理方面，基金管理团队在信息披露和报告方面主观上不积极，存在定期回馈报告机制不健全，横向投资、联合投资没有形成等问题。其次，缺乏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虽然我国提出要对“引导基金”进行考核，并不再有保值增值方面的压力，但考核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无法进行实际考核。
④财税激励措施较少，金融配套政策扶持力度不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人才评价与激励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制度性缺陷。云南省政府及有关开发区目前出台的政策主要是围绕股权投资制定的，还没有针对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直接针对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激励措施较少，激励机制效果不明显，无法在财政上对出资人、管理团队形成有效地吸引力。
⑤投资及管理人才不足，人才结构和分布不合理。长期以来，云南创新创业人才队伍总量不足，高层次、高水平的领军人才、产业人才匮乏，分布和结构失衡。2015年，云南省人才资源总量占全省人口比重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②。
⑥信息不对称，缺少沟通、宣传、交流平台。云南创业投资基金工作整体处于起步阶段，推动新兴产业创投基金发展更多地需要多方合作。但云南省当前未健全定期沟通和交流机制，涉及创投基金各方基本各自为阵，未形成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
2.1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制度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
云南省政府可以在规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制度上做如下工作：一是加强沟通，形成推动新兴产业创投发展的合力。二是强化管理，保障新兴产业创投基金的健康发展。三是创新模式，建立服务新兴产业的新型投融资机制。四是合作共赢，打造新兴产业创投基金的开放平台。通过以上措施，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制度，推动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的发展。
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财税体系的建立，鼓励差异化征收企业所得税，完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完善营业税免征政策，完善财政激励政策。
云南省政府可以出台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给予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鼓励创投业的发展。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将减少云南省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上的负担，同时宽松的经济政策环境也会吸引众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进入，为云南省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
云南省可以通过强化基金交流合作，建立股权投资类企业信息统计制度；开展股权投资管理人才专业培训，推动股权投资类企业开展各类合作交流活动；成立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极大地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推动新兴产业创业投资金融支持体系的建立。
实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建立完善财政科技投入后补助方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业投资机构与科技型企业的对接。
云南省在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可以做如下工作：一是搭建投资对接平台，开展企业家与投资者交流活动，为创业者和投融资双方搭建起项目对接、人才交流、技术分享、市场拓展的服务载体。二是搭建行业自律平台，牵头成立股权与创业投资协会，充分发挥协同优势，搭建业界与企业、政府间的桥梁纽带。增强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①启动新兴产业创业投资人才培养计划。依托云南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引进一批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紧缺急需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发挥境内外专业培训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优势，建立一批人才培训基地，对我省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发展急需的各类高管人员、专业人才进行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
②营造有利于新兴产业创业投资人才发展的政策环境。建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高层次人才库，制定日常联系和服务办法，做好跟踪服务和联系沟通工作，为引进和留住人才创造良好条件。例如通过加强资金扶持，提高住房待遇，完善落户政策等方法提升人才集聚力，从而加快人才引进的步伐。
云南省政府可以通过积极引进创业人才，营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人才”服务窗口，一方面通过培育本省优秀创业投资人才和引进省外、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扩大新兴产业人才库，另一方面为船业人才提供全省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咨询、计划项目申报等方面的便利。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极大地提高创业投资人才的积极性，推动了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的发展。
完善嗯哼创新其它配套政策和机制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①加大培训和宣传力度；②加强资本市场监管。
云南省各级政府努通过专题培训、利用机关网站、会议等多种渠道，积极向相关企业及投资机构宣传创业投资的意义、效益以及省、市政府为推动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发展出台的优惠政策，支持创投企业健康发展的各项扶持政策。同时成立了云南省股权投资协会，作为政府的参谋、行业的自律管理和协调服务组织，推动云南省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的有序发展。
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部署的背景下，云南起着连通内陆地区和周边国家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制度管理、财税、金融体系、产业发展以及人才建设等六个方面为云南省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为云南更好地抓住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和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建设的历史机遇，推动云南省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发展提供参考。
[1]李天舒，张天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域选择和政策取向[J].特区经济，2010（26110）：220-222.
[2]陈和.创业投资的政策性引导基金模式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05）：79-83.
近年来随着河南步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粗放、发展水平低、质量效益差，尤其是主导产业竞争力不强、技术水平低和过于依赖能源原材料行业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河南产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第二产业比重依然过高，第一产、第三产业比重不升反降，并且发展缓慢、滞后。因此，河南依然面临产业结构效益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突出问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河南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整体经济实力得到较大提升。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26931.03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5位、中西部地区首位；比上年增长11.9%。三大产业结构比重为13.0：57.3：29.7，二三产业比重达到87%，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由（表1）可以看出，河南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三大产业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总体形成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情况。
但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粗放、集中度不高、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质量效益差等问题，尤其是主导产业竞争力不强、技术水平低和过于依赖能源原材料 的状况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河南产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河南产业结构层次低，产业结构不合理。2009 年，河南三次产业结构为 14.3：56.6：29.1，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其中，第一产业 高出全国3.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低于全国1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在全国居各省市区最后一位。
二、工业主导产业发展水平较低、资源指向明显。河南采掘工业、资源加工和农产品初级加工业所占比重过大。河南在全国产量排名靠前的工业产品主要是煤、铝、纱、水泥等初级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电子设备等高端工业品产量排名均比较靠后。
三、工业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不高。近几年河南增加值排名前十位的行业中只有煤炭和黑色金属冶炼的集中度较高，此外，缺少大企业的现象比较严重，在2011年评出的中国500强企业中，河南只有15家进入，仅占总数的3%。
四、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增长代价大。2010年，河南经济总量23092.36亿元，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工业企业个数达1071个，综合能源消费量达21438万吨标准煤。除了高耗能，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河南省政府确定的“优化环境、外引内联、四面辐射、梯次发展”的对外开放战略，敞开了河南大门。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河南省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到豫投资发展的优惠政策，不断改善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企业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生态环境。
据统计，2012年7月公布的数据表明，上半年河南省合同利用外资50.62亿美元，同比增长53.0%；实际利用外资65.82亿美元，同比增长56.3%。全省共设立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80个，投资总额56.7亿美元。由此可见，FDI作为利用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河南省已经具有一定规模。
1.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区域不断扩大。河南实际吸收FDI的国家和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10个，到目前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香港、美国、新加坡、台湾、韩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最多。
2.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外资投资领域仅限于第二产业，经过30年的发展，FDI已经覆盖了农业、石油勘探开发、交通邮电业、进出口贸易、餐饮娱乐、金融保险等多个国民经济领域。
虽然河南省近年推出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外资的数量和质量跟沿海发达地区还相差甚远。比如2009年，山东利用外资80.10亿美元，江苏为253.20亿美元，广东为195.35亿美元，而河南仅为47.99亿美元，由此可见，大量吸收FDI，对于河南来说仍是未来工作的重心之一。
首先，外资引用区域性极强。由表1可知，郑州、洛阳、焦作、新乡、许昌五个城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共占了全省的52.54%，外资追求最大化回报的特性直接导致了资金流向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偏好性，从而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其次，由于地区限制以及历史性原因，河南省目前经济增长的着重点仍是传统产业，外资集中投向也大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低技术产业。第二产业是河南省吸引外资最重要的部门，截至2007年底，河南省第二产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的76.94%，与全国的68.93%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方面体现了外资在第二产业的活跃性，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现阶段河南省吸引外资的主要途径还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再次，外资在河南地区的产业偏好型，大规模传统产业的兴建，集中导致了能源的急剧消耗和环境问题的爆发。2005 年，河南省废水排放量为26.26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12.35 亿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为72.08 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为15498 亿标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62.45 万吨，这些指标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
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引进外资是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正确认识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对于河南省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在外资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下河南省对外贸易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至2012年底，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17.50亿美元，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在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5年以来，FDI对河南省内的三大产业投资中投资于第二产业的比重往往占据绝对地位，通常占据总投资额的60%到80%之间，2012年更甚达到将近90%的水平，资金额达近10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建筑业，采矿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等传统工业领域，有力的促进了河南的工业化进程。
河南省内涉外税收中90%以上来自FDI。外商投资工商税增长对全部工商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为河南工商税务带来的财税收入逐年增加，FDI已经成为河南财政收入不可或缺的税收来源，为河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公共服务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随着FDI规模的不断扩大，FDI创办企业和工厂，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河南省就业问题缓解了不少压力，仅以郑州富士康为例，郑州富士康近三年来累计为河南解决了近五十万的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南的就业压力。
2012年，河南省FDI总额为121.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2%。在FDI合同金额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2.6%、87.9%和 9.5%，其中第一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大幅增加并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小幅增长，这一投资结构为河南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5年以来，外资企业带来的高新技术和设备对河南本土传统技术的进步与改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河南利用FDI中来自欧美跨国公司投资、设立独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等特点说明了进入河南地区的外资技术含量正在不断提高，对推动河南地区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渐加强。
一、合理分配资源，优化产业地区分布，积极引导外资合理布局，逐步缩小地区差异。中原城市群区工业门类齐全、公路与铁路交通便利、专业技术人才密集、区位优势显著，要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在优势产业的基础上，重点引进并发展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黄淮地区，农业发展条件优越，要借助外部资源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积极建设绿色农业产业化道路。豫西及豫西南及豫北地区，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煤炭、油气、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应着重利用外资和技术发展能源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
二、深化产业结构改革，促进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转变河南省经济粗犷型增长方式，逐步摒弃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提高资源利用率，转变发展理念，不拿资源换发展，不拿未来换现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发展金融、软件、通讯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
三、加大执法力度，净化市场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加外资吸引度。完善服务体系、持续引进外资。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依法加强管理，保持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四、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虽然河南省近年来一直引进外资，但相对于沿海地区，河南省的外资引进力度还是不够，规模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开放战略上，河南省要从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市场开放，从注重实物贸易转变成实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相结合。
综上，河南省在外资引用上，要加强自身硬件建设，创造外资进入的良好市场，积极改善软实力，增加对外资吸引力，扩宽外资引入领域，改革产业结构，深化发展，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者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会计系）
[1]禹晋卿，河南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策略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2月
[2]王红萍，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对策分析，现代企业教育，2006年7月
[3]宋大勇，国际直接投资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制改革，2008年3月
[4]裴长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1月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国家政策、发展战略方针的影响,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全面进行,投资额稳步增长。
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主要是港台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在辽宁省有直接投资活动。在辽宁省投资总量排名前四位的是香港、日本、韩国和美国。中国香港532055万美元,日、韩两国分别是98480万美元和67548万美元。各国具体情况见图1:
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业,这四个行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辽宁省各行业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4.74%、21.5%、4.44%、4.44%。其中2007年,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409773万美元,占辽宁省总投资额的比重为45.05,比2006年增长19.6个百分点。具体内容见下表1:
从1998年到2006年,辽宁省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中,中外合资企业的投资所占比重为41.94%,中外合作企业的投资为10.41%,外资企业的投资为47.01%,外商投资股份制所投的金额为0.65%。这些数据表明,辽宁省外商投资方式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以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的方式所占比重较小。
针对上述分析的现状,以下进行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分析。
国际金融体系正在经历着危机带来的冲击,为了抵御这些状况,抓住新的发展机会,辽宁省应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促使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正面影响。相关的对策建议如下:
辽宁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水平。要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环节,培育新兴主导产业,增强整个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外商投资资源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环境保护、严格限制和禁止高耗能的外资项目准入,发展绿色循环经济。
辽宁省良好的竞争环境和政策环境,可以有效的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创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开放型创新体系的建立,增强本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外资技术向本地进行转移,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提升辽宁省的产业竞争力。
辽宁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稳定、透明的管理和公平、可预见的政策环境。需要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优势、产业转移趋势以及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布局研究,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切勿贪大,把密切产业关联度,作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出发点,注重引进外资的中小企业,参与和细化产业分工,夯实产业基础和提升产业化水平。
最早的卖方分析师评选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Investor）杂志推出了“全美研究分析师票选”,在每年5月份进行一次排名,即“I.I.”排名。对于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师而言,能够名列“I.I.”排名前三甲,就意味着其在所分析的行业内具备崇高的地位,并可影响到巨额资金的流向。
下面，我们将对当下全球最为流行且最具影响力的分析师评选活动作一个比较详细的简介，以便读者更进一步的明了。
《亚元杂志》通过举办年度经纪商问卷调查，该项调查将最佳研究团队及最佳分析师列入其调查范畴。《亚元杂志》最佳分析师评选规则如下：
以第十七届而言，《亚元杂志》邀请在亚太、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基金管理机构、避险基金及私募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财富管理公司等机构的投资主管，资深基金经理人、资深投资分析师等参与此项评选活动，共计回收来自1054家不同机构的1639人的问卷。在进行评选统计之前，《亚元杂志》列出目标名单并进行查核程序，直接和回复者谈话。若回收的问卷不在target list中，或是未通过查核程序，则不列入统计。据此，共有来自93家机构161份问卷不被列入。最后列入统计的问卷来自961家机构，其中来自香港最多，占20%，其次为新加坡，占12%，台湾则占7%。
分别选出澳洲、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和泰国等国家地区，下列几个与分析师有关的奖项：
在各项目的评选当中，若评分给予第一名的即给3分，第二名给2分，第三名给1分，每个公司只有一票。为避免相同规模的公司有不同的影响力，若同家公司有多份问卷，则会依照该公司收到的份数比例计算其给分。
每一份问卷会依照机构在亚太地区（日本除外）、日本或澳洲的约当资产规模进行加权，而避险基金则均以5为其乘数。各类型资产规模的机构乘数如下表：
《机构投资人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简称II）每年十月均会选出美国地区的本年度最佳分析师、分别有不同产业组成全美梦幻研究团队，称之为All-America Research Team。另外，该杂志亦会不定期推出其他地区（如日本、新兴市场等）的年度最佳分析师评选结果。以美国地区的年度最佳分析师之评选为例，简介如下：
为了选出All-America Research Team的成员，II将包含有10类别和71个投资领域问卷寄给主要资产管理公司的研究部门主管，投资主管。包括II300（该杂志所评选的美国前300大类资产管理者）、其他美国、日本、亚洲大型机构投资人、Alpha Hedge Fund 100(II杂志的姊妹杂志所评等出之大型避险基金)的主要成员。此外，II亦运用了产业资料及工商目录以确保调查的广度；和Wall Street研究部门主管客户名单上的机构投资人接触；并将问卷寄给顶尖机构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人。
排名以“分数”来计算。II计算每一分析师的得票数，并且将得票以“投票机构的规模”和“该机构所给该分析的名次（1,2,3,4）”予以加权。在可转债、股权衍生性商品、REITs和华盛顿研究所等领域，因为更重视团队合作，因此将所有投资给该公司分析师的票合并计算。
II将分析师分类为原材料、工业、消费用品、能源、金融机构、医疗保健、媒体、科技、通讯、宏观等十大类别，底下又再分为71个子领域。各领域分别显示前三名最佳分析师（公布姓名和公司名称）。此外，分数落在第三名分析师的35%以内的分析师则亦将其列为入围者。
近年来，福布斯和Star Mine每年均会举办全美最佳证券分析师（Best Security Anlayst in America）的评比。Star Mine采用两个不同的领域来衡量证券分析师的绩效：1：买进/卖出建议的报酬；2：盈余预测的正确性。该奖项以证券分析师整年度的建议报酬绩效，以及上年度4月1日至本年度年3月31日每季度财务报告衡量盈余类预测绩效。
每一产业前三名的合格分析师均可获奖。Star Mine依照每一分析师的模拟投资组合相对于industry-based benchmark所计算而得的产业超额报酬来排序。
依据每一分析师所选取股票相对于该股票所在的特定产业所有股票之资本加权投资组合之超额报酬所计算。
Star Mine依照每一分析师的建议为基础，为其建立一个无杠杆投资组合。每一个“买进”建议，该投资组合为买进一个单位个股，同时卖出一个单位的benchmark。若该建议个股表现优于benchmark，即会产生超额报酬。“积极买进”建议，则买进两单位个股，同时卖出两单位的benchmark；“观望”则投资以单位个股，同时买进一单位的benchmark（超额报酬率为0）；“卖出”则是卖出一个单位个股，同时买进两个单位的benchmark；“积极卖出”则是卖出两个单位的个股，同时买进两单位的benchmark。此外，Star Mine会对投资组合的报酬进行“机会调整”，以使得分析师的绩效比较，不会因为其所涵盖范围不同，而影响公平性。
每个月或是在分析师的建议个股有增减，或改变评级的时候，Star Mine均会重新调整投资组合。
①该分析师于2006年整年，需在特定产业建议至少5档个股。若该产业个股少于15个，则至少应建议3档个股票或该产业的1/3档个股，以较大者计算。
②该分析师的产业报酬必须超过该产业benchmark，亦即，其产业超额报酬率必须大于0。
③该分析师在其所建议的个股中需要至少获得“3星”的表现。根据StarMine的Coverage-Relative Rating，将分析师依星级1~5评级，其中5为最高等级。
由计算整体超额报酬，选出前十大分析师整体选股奖。为计算整体超额报酬，StarMine将每一分析师的产业超额报酬以该分析师在每一产业所涵盖的股票数目予以加权平均。得以入选整体选股奖的分析师，必须涵盖至少5个股票，且必须取得StarMine的Coverage-Relative Rating“5星”评级。
StarMine以其专有的个股预测分数，衡量每一个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准确度。SES与分析师的同类比较，以衡量其相对准确性。每一个分析师的SES可能为0分至100分，50则代表同业的平均水平。
SES考量许多不同因素：分析师的绝对预测错误，与其他分析师相比的错误，错误的变异数，预测的时点以及股票实际盈余的绝对值。SES每天均会计算及加总以提供个股、产业以及分析师整体的分数。
StarMine依照分析师所预测之股票在某特定产业所得到的产业盈余预测分数加以排序，并列出在每一个产业的前三名为得奖分析师。
该分析师在整年度内必须至少建议5档股票，才能获得入选资格。若该产业个股少于15档，则至少应建议3档个股股票或是该产业的1/3档个股，以较大者计算。
至2009年，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与汤姆森金融公司连续第10年联手展开了“华尔街最佳分析师”调查活动。共有来自280多家公司的4000多名分析师成为此次的调查对象。在符合资格的1705名分析师中，共计选出分别研究45个行业领域的223名获奖者。
2007年度华尔街最佳分析师调查采用Thomson ONE提供的分析师推荐股票的所有资料进行测算。
华尔街最佳行业分析师的奖项主要包括如下行业：广告出版业、航天国防业、航空业、汽车业、银行业、饮料业、生物工程业、传媒娱乐业、商业与工业服务业、化学行业、服装及附件业、计算机与办公自动化行业产业投资、消费与特别金融业、电子与电气装备业、食品与烟草业、一般制造业、健康设备业、重装备及材料业、家装行业、宾馆娱乐业、家庭与个人产品业、工业交通业、寿险业、非寿险保险业、互联网与计算机业、休闲产品与服务业、医疗装备业、金属采掘业、石油天然气产品与装备业、医药业、房地产业、宾馆业、广产品线零售与服装零售业：食品与药品零售业；半导体装备与产品业、软件行业、专卖店服务业、通讯设备业、固定电话与移动通讯行业、储蓄银行业、公用事业行业。
每个行业的最优秀的前五位股票推荐者，根据他们的前一年的推荐业绩。推荐业绩根据分析师的总体估计回报率，包括价格变动和股利分红，每个合格的股票每个分析师分析的那个行业。除了股票数量，分析师涉及的行业。分析师因为证券给出了买入或者卖出建议而赢得市场声誉。一个股票排行，一个正的总体收益率产生了一个正的分数，但一个负的收益率就产生一个负的排名。类似的，一个负的收益率就产生一个正的排名，一个负的总体收益率产生了一个正的分数。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政策力度与库区发展要求之间还有差距，政策设计和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扶持效果还未充分体现。
一是三峡工程论证和实施前期对库区基本建设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库区发展进程。三峡工程论证数十年，其间主要是计划经济时期，在“不三不四”、“不上不下”的争论中，国家对库区投入甚少，基本未在库区摆布重大项目，库区处于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相对落后状态。三峡工程上马的决策作出之后，为了减少库区移民和城镇搬迁的压力，减少中央和地方经费支出，中央发出了严格控制库区和坝区人口增长及基本建设的通知，除要求严格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迁移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外，对三峡工程库区和坝区的基本建设（包括新建和扩改建）更是作了从严控制。这项政策规定较好地控制了三峡工程建设期间水下投资过度膨胀，也避免了因库区人口非正常机械增长导致移民补偿资金总量的增加。但该项政策却使库区特别是淹没区丧失了跟进1992年南巡谈话后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周期的机遇，致使库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主要表现在：乡镇企业未能蓬勃兴起，国有企业未能抓住机遇实施技术改造，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特色产业体系不明显；城镇建设未能及时大规模展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大大放缓。
二是“三原”搬迁原则与库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出于控制移民投资的需要，即便在中央对库区移民搬迁提出了“两个调整完善”之后，修订的《长江三峡移民条例》对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文物古迹等复建仍提出按“原规模、原标准或者为恢复原功能所需投资”核定补偿资金的原则。这样虽然补偿投资计划控制住了，但公路、桥梁、港口、码头、水利设施、电力设施、广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按“三原”原则投资复建，显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不符合基础设施超前发展的一般准则；如按现行或适当超前的标准予以复建，则有较大的资金缺口，对经济实力极弱的库区区县而言，显然无力承受。同时，“三原”政策由于没有考虑迁建过程中对企业生产损失以及更新发展的需要，致使“原迁原建”企业从迁建完成起即处于技术设备落后的劣势。而且国家补偿与实物价值赔偿间以及实际建设成本间存在较大差距，移民补偿资金只占实际建设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迁建企业不得不借贷建设，致使企业债务大大加重，生产成本大幅增长，无力维持原有生产经营而陷入关闭破产的困境。如库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巫山，共淹没工矿企业49家，核定破产2家，关闭40家，组合搬迁仅7家，迁建后原本脆弱的产业体系再遭重创，产业空虚问题较之搬迁前更为突出。企业关闭减少了就业岗位，招商引资进展不快又使新的就业空间开发迟缓，致使就业压力比库区外更大，社会稳定隐患重重。目前万州区调查失业率高达16%以上。
受移民淹没规划调查遗漏以及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部分移民政策存在重大遗留问题。
1．农村移民和城镇新址占地移民人数超规划的问题。据初步调查统计，重庆库区农村移民、占地移民生产安置超规划10.01万人，其中：农村移民生产安置超规划7.79万人，占地移民生产安置超规划2.22万人；农村移民生活安置超规划2.91万人。
2．淹没其他土地的补偿问题。三峡工程淹没重庆库区陆域70.65万亩，扣除已按土地法标准给予补偿的41.47万亩外，尚有其它土地（包括林地、草坡、荒山、荒地、荒滩等未利用地等）29.18万亩，其中林地6.21万亩虽给了补偿，但低于土地法规定的标准，其余22.97万亩未予补偿。
3．城镇移民房屋补偿标准偏低的问题。一方面，按现行建设工程管理程序和强制性规范标准（如防震、
消防、防雷等）复建移民房屋，初步估算每平方米造价在原补偿基础上增加125元。另一方面，居民房屋补偿标准低于同城镇、同结构的单位房屋。4．淹没调查后库区新增房屋的补偿问题。按政策规定，1992年后，移民规划增长人口在淹没线下新建房屋不予补偿，而实际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不可能完全不新建房屋，这部分房屋得不到补偿，给库区移民搬迁和三期清库带来了巨大困难。
5．库周交通恢复问题。三峡水库蓄水后，重庆境内长江干流及支流、溪沟、库汊水面变宽，河道延长，淹没大量的交通设施，将给库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必须采取工程措施恢复完善库周交通。
6．集镇迁建规模偏小和基础设施配套问题。由于集镇迁建规划人口规模是以非农业人口为基数按一定比例推算的混居农业人口，据长江委抽查，原定的比例偏低，经测算，重庆库区集镇人口规模比原规划多60424人，需增加静态投资1.97亿元。另外，集镇“三路”（新老集镇连接路、下河路、对外连接路）未列入补偿范围，经长江委勘测设计院复核测算，需增加投资1.19亿元。
7．淹没搬迁学校、医院欠账问题。由于现行规范要求建筑面积标准与迁建前差距较大，原补偿标准与实际建筑造价之间差距较大，导致我市库区淹没搬迁学校迁校资金缺口10.5亿元，搬迁医院迁建资金缺口6.64亿元(其中完工项目107个，资金缺口达3.49亿元；在建项目19个，资金缺口达0.65亿元；即将实施的迁建项目58个，资金缺口达2.5亿元)。
8．迁建国有商贸流通企业与工矿企业关破政策不一致的问题。库区淹没国有商贸流通企业615户，需安置职工5万人。国有商贸流通企业房屋按一般单位房屋补偿，在迁建中又无其他优惠政策，搬迁、改制十分困难，遗留问题多。
9．三峡工程船闸改建碍（断）航影响我市经济运行的问题。对三峡大坝双线双向船闸改建，施工期达一年左右，将给我市工业、外贸、水运、旅业带来严重影响。如何补偿，目前政策不明朗。
10．公路复建补偿单价偏低的问题。重庆库区公路复建与湖北库区比较，受淹公路等级、标准基本相同，投资测算所采用的规范相同，但相同等级公路复建补偿单价却不一致，三级公路每公里相差30.23万元，四级公路每公里相差21.41万元。
11．三四期淹没国有工矿企业职工安置缺口补助资金不足的问题。我市库区三四期水位有150户国有关破工矿企业存在职工安置资金缺口4.8亿元（折静态投资3.7亿元），涉及职工46742人。
12．新县城防洪工程投资缺口问题。重庆库区有8个县城（城市）涉及新城防洪工程建设，经长江委设计研究院复核，8个区县存在防洪工程静态投资缺口1.05亿元。
13．三峡水库库区维护费问题。三峡水库蓄水后水库征地线上的部分地段出现坍岸、浸没损失，水面漂浮物清理，库汊上增设的渡口运行等将增加地方和群众的负担，而目前水库维护和管理无专项经费，影响工作正常开展。
14．移民二次安置问题。在农村后靠移民安置中，一部分移民进行了后靠种植业安置。截止底，重庆三峡库区已完成农村移民后靠种植业安置13.24万人（含兼业安置3.49万人）。据统计，后靠种植业安置的农村移民人均耕地在0.3亩以下的有1.87万人，这部分移民由于土地少、质量差，生活特别困难，需要二次安置。
15．库区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补助问题。三峡库区二期水位线户关闭破产，欠缴基本养老基金4.5亿元。加上实行库区企业关破退休政策造成每年减收8000万元、增支4460万元，每年又形成基金收支硬缺口1.25亿元。
16．重庆库区移民低保专项补助问题。预计今后3年库区还将有约10万人左右贫困移民进入低保，按照现行低保标准和实际补差静态测算，近三年每年将新增低保支出3300万元，如考虑其间再适当提标，以及家庭创收难导致人均补差可能增加等因素，每年增支额还将进一步加大。
随着国家总体政策的调整，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政策陆续出台，中央在九十年代中期给予三峡库区的部分特殊优惠政策已经过时，基本没有继续实施的价值。
一是部分政策已为新的更为优惠的政策取代。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长江三峡库区移民开发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5〕34号）中所规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其优惠幅度低于出台的西部开发税收政策，在同等条件下我市库区将适用西部开发政策规定。而西部开发政策适用范围远大于库区政策，因此原来的“特惠”已变为“普惠”，对库区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已失去了打造政策特惠区的意义。
二是部分政策已不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主要是关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减免政策。在目前已是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新的政策背景下，对三峡库区实施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已没有意义。
三是部分政策已“名存实亡”。三峡库区周边绿化带建设工程启动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并未新增专项资金，而是在安排我市的三峡库区水利专项投资（每年7500万元）中将大部分资金调整用于库周绿化带建设。－2.25亿元三峡库区水利专项投资中，有1.525亿元用于了库周绿化带基本农田建设，水利项目实际仅安排了0.725亿元，水利专项资金已“名存实亡”。而按照水利部组织编制的《三峡库区产业发展水利保障规划报告》，库区水利建设任务还很重，“十一五”期间仅三峡库区骨干水源工程、农村人畜饮水、农业灌溉工程及场镇供水工程就需投资54亿元，继续安排三峡水利专项资金很有必要。
区长远发展的政策力度不够一是总体上维持政策多，发展政策较少。纵观库区政策，大多是以保证移民和城镇工矿企业按期搬迁、保持库区稳定、解决库区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急迫问题等为基本取向，出台的政策更多是为了维持现状，或针对现实急难问题而不得不出台的“见子打子”型、“救火”类的政策，没有很好地体现政策设计上的“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发”。比如，武隆“5.1”滑坡事故加速了库区地灾防治专项的出台实施，万州“10.18”件暴露出就业不充分的隐患在一定程度增进了中央对库区民生及产业发展问题的关注。总之，现行政策未将移民迁建的强制性与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自发性有机结合，还未在解决库区现实困难与促进库区长治久安和建立持续发展机制之间找到有效的政策契合点，着眼库区长远发展、促使库区跟上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而系统设计的政策偏少。这在库区移民迁建的“三原”原则上表现尤为充分，“三原”原则导向的就是“移得出”，而基本不考虑移出之后如何发展，因此就没有形成搬迁过程与发展进程的联动效应，最终直接导致低水平复建的投资浪费后果。
二是目前已经出台的库区发展政策力度不够，或政策不具体，操作性较差。尽管在《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中提出了三峡工程建设移民“采取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生产扶持相结合的方针”，但出台的扶持政策直接投入较少，扶持时间短，扶持方式不尽完善。主要包括建立后期扶持基金、三峡电站税收分成和设立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等，每年合计约10亿元，扶持时间一般在左右，相对库区薄弱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巨大的就业压力等现实问题而言，政策力度显然不够，难以兼顾库区吃饭与长远发展。《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湖北省、重庆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安排建设项目、分配资金时，对库区县区予以照顾，但没有具体的考核、衡量或约束机制，这一政策难以落到实处。而且，政策主要将农村移民作为关注重点，产业发展基金的使用方向偏重于农副产品加工和种植基地、旅游业和服务业，而库区产业空虚、移民安稳致富的主要矛盾却在城市，全库区城市移民占移民总量的58%，万州区城市移民占比更是高达87%，城市移民相对拥有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农村移民可能面临更多生计困难，更需得到政策的眷顾。同样，三峡库区对口支援政策也是政治性强于经济性，而在市场经济体制越益发挥作用的背景下，三峡库区受其经济基础、发展环境的影响还远未成为东中部资本青睐的热土。因此，除少数区域、少数项目外，对口支援政策的总体效果也差强人意。再有，库周绿化带建设等对库区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的政策，也存在基本农田投资标准偏低、经济林与生态林比例规定不够灵活等问题，政策力度还需加强。
三是在促进大城市带大农村发展的重大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力度不够。库区的发展最终要靠内生动力推动，而内生动力来源于创新机制的培育。为此我市反复呼吁，希望中央能在管理体制、发展机制创新上给予库区更大的空间，使库区能够产生强大的经济要素集聚力，形成自主发展的良性循环。但是，国家在赋予东部地区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更大改革试点权限，并进一步扩大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的同时，对造就库区依托重庆主城加快开发开放的体制机制政策力度偏弱，不利于重庆库区统筹城乡、区域发展。重庆出台的较多推进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政策中也缺乏对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特别是主城带动库区发展的考虑。因为库区问题的根本在于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库区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城镇化、工业化的带动，而单靠库区自我发展空间较小，必须融入周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密集体的发展进程才可能实现库区经济跨越，这也是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一大战略考虑。而从现实政策看，对库区与重庆特大城市的发展基本还是“两张皮”，没有很好地进行区域政策整合。
好的政策没有好的实施机制，很容易偏离政策目标，导致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现行政策中如库区产业发展基金、库区自用物资进口退税等政策都因管理体制或实施机制的问题，致使政策享受成本高，政策不能充分用够用活，政策作用降低。
一是有的政策适用范围较窄，适用时间与发展需求不同步，审批复杂，政策运用很不充分。以“三峡库区自用物资进口税收返还”政策为例，1996－，按国家给予的进口退税政策，十年额度达8.433亿美元，而我市累计仅用了1.64亿美元，政策享受率为19.4%。与国内现行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比较而言，三峡库区自用物资进口税收返还政策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政策适用范围较窄。该项政策只限于三峡库区（仅包括15个库区县和主城区）内资企业开发性移民建设项目，外商投资企业开发性移民建设项目，重庆库区外的区县（自治县、市）不能享受该政策。同时，自用物资只限于符合规定的内资项目建设所需物资、设备，而市场物资、生产性原材料，兴建房地产项目所需物资、设备及国务院规定需照章纳税的其他物资进口等均不能享受该项优惠政策。其次，由于库区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前几年充分享受该政策的条件不足；国家规定该政策执行到底为止，但三峡工程建设到方能完成，且未来几年在国家产业发展基金等政策的支持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量迁建项目建设以及库区产业发展项目的实施，进口自用设备和材料的数量将会大大增加，但相应的政策支持没有了。第三，审批程序复杂、难度大，优惠性较差。“三峡库区自用物资进口税收返还”实行“先征后返”，审批环节多，退税周期长（一般8－10个月），企业在进口时需全额缴纳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并从纳税后便开始计息，占用了企业资金博冠体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利用该项政策的积极性。而国家鼓励类产业国内投资项目进口自用设备、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中西部优势产业的项目进口自用设备实施“不征不退”的直接免税办法与之相比，不仅操作简单，政策认定和享受成本低，而且免税商品范围较大，更为优惠。对比其他进口免税政策，对三峡库区自用物资进口实行税收返还，政策含金量不高。还有，对库区因淹没工矿企业关破影响的地方财政减收采取转移支付补助，补助标准为企业关破前三年平均上缴税金，而这些企业在关破前大多处于半停产、半关闭的非正常经营状态，税收贡献极为有限，因此转移支付补助落实到库区各区县（自治县、市），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弥补财政因企业淹没所受的损失。
二是有的政策管理模式不合理，政策认定和落实的成本高，使政策优惠幅度大打折扣。以库区产业发展基金为例，目前国家对库区产业发展基金项目的审批程序比较繁琐，不论投资规模大小都需要通过国务院三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分别审查，还不包括省市和区县初审。加之国家部委审查要求各有不同，更是增加了基层申报工作量和行政成本，影响了项目业主积极性。在、的项目申报工作中，各区县普遍反映工作难度大。同。
